幾十年來，中國一步步變成“世界工廠”，城市迅速擴大，但垃圾增速堪與GDP比肩。北京市民每年生活中制造的垃圾能再堆出個景山，當局便在各地建焚燒爐以圖解決。原本山清水秀的城市郊區相繼出現居民高發病區，引發民眾強烈抗議。有專家介紹，垃圾焚燒在國際上已成“昨日黃花”，只有推動垃圾分類、回收資源化及減量政策，并由民眾監督才是“垃圾出路”。
番禺市民成功抵制“垃圾”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廣州市番禺區市民代表得到區委書記譚應華的三次承諾：“會將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停止”。這意味著“奮戰”兩個多月的“番禺業主們”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此前，廣州市委副秘書長呂志毅表示要堅定不移地推動垃圾焚燒，引發強烈抗議。約兩千名番禺區市民聚集到市政府抗議，民眾情緒激動，高呼“我們不要被代表！”“反污染，反腐敗”等口號，并要求呂志毅下臺。當局不得不被迫讓步。
焚燒垃圾造成污染并非“空穴來風”。最令人恐怖的是“世紀之毒”二惡英（Dioxin，又稱戴奧辛）和重金屬。焚化后的毒物排放會嚴重污染環境。番禺居民很擔心自己的安全，他們說：“國內的垃圾不做分類，什么都焚燒，比如塑料、橡膠、這些都含有毒氣體‘二惡英’。”
廣州市郊外的李坑永興村，原本山清水秀，自從建了垃圾焚燒廠，空氣、水、粉塵污染日漸嚴重。不到兩千人的永興村，至少已有七十五名癌癥患者，其中四十二名已死亡，成為名副其實的“癌癥村”。
六十一歲的范添仔說，自己得了怪病，不停咳血，日夜無法安寧，很想自殺。范添仔的兒子私下說是肺癌，但不敢告訴父親，醫生說，即便花十萬動手術也活不過半年。他想把樓賣了給父親治病，可根本沒人買這里的樓。還有村民說，現在孩子經常鼻子喉嚨不舒服，咳嗽并伴有發燒癥狀。
中國科學院環科所專家趙章元堅定地反對垃圾焚燒，他表示：“二惡英是一級致癌物，最討厭的就是它難降解，半衰期為十四年到二百七十三年，到人體內就積累，你的標準再低，最后還是致癌的。”
“垃圾”增長堪比GDP 維權此起彼伏
按二零零八年年鑒統計，零七年中國六百五十五個城市垃圾總量達一點二五億噸，每年還以8％～10％的速度增長。約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圍。
自一九九八年第一座垃圾焚燒廠在深圳啟動以來，中國已有和正在建的垃圾焚燒廠約一百三十余座，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中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人口密集地區，焚燒方式已成為中國政府處理垃圾的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的民眾抗議事件此起彼伏。據報導，最近，北京周邊的三大垃圾處理廠阿蘇衛、六里屯和高安屯地區相繼出現抗議事件。居民少則數百，多則幾千人攔截垃圾車，抗議因垃圾處理不當造成的空氣污染。
《中國經濟時報》城市經濟部主任張鮮堂表示：“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比較簡單省事，要么一填了之，要么一燒了之。我認為這不是長久之策，尤其在首都環境壓力和容量比較緊張的情況下，更應該從基礎做起。”而對于垃圾分類，他說：“至少目前我感覺不到上邊對這個問題的重視。”
很多網民則表示，因缺少真正的民ZHU流程，如果官方抱著這種得過且過的態度，未來的抗爭會更加激烈。
那么國外怎么做的呢？一九八五年，美國超過一百三十七座垃圾焚燒爐興建計劃被取消；一九九二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過焚燒爐使用禁令；一九九六年北美五大湖五十二個焚化爐停止運行；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也相繼頒布“焚燒爐禁建令”；到二零零零年七月，日本已有四千六百座垃圾焚燒設施停止使用。
臺灣治理垃圾經驗
臺灣資源回收有成，臺北市資源回收率達到45％。圖為紙張回收場。（AFP）
當大陸各地垃圾焚化廠引發居民強烈抗議時，海峽對岸的垃圾焚化廠面對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垃圾不夠燒。今年十一月初，臺北的垃圾車常裝不到一半，由于資源回收見效，臺北每日生活垃圾已從十年前的三千六百九十五噸減少到一千五百噸。
十多年前，臺灣也曾啟動“一縣市一焚化爐”的龐大計劃，導致全島爆發民間反焚化爐的抗爭。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三年，經居民與環保團體持續抗議和游說，最后三分之一的焚化爐取消建造或無法運轉。
二零零五年，在民間壓力下，臺灣營建焚化爐的“興建工程處”解散，“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成功扭轉，取而代之的是推動垃圾減量、分類和資源化。經專家分析，臺灣紙類、塑料類和廚余垃圾占垃圾七八成，經過回收，剩下焚燒的垃圾只有兩三成。
臺灣當局還想盡辦法與居民“拉近距離”，如新竹市環保局將辦公室設在垃圾焚化廠。民間則自發組成“環保志工團”，長期對焚化廠進行監督，還呼吁禁用及限用產生二惡英的材料PVC。
目前臺北市每天產生一千二百噸回收物和一千五百噸垃圾，資源回收達到45％，溫室氣體排放也由一九九八年二百二十二萬噸下降至二零零六年六十四點四二萬噸，減量達71％。臺北還希望在二零一零年達成“資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的愿景。
